本报足球评论员 王晓瑞
自10月份中超首轮1比0爆冷击败成都蓉城、延缓冠军归属之后，津门虎实际上已基本保级在望。而在种种巧合的助力下，继七八月间接连战胜深圳、申花、海牛和玉昆之后，他们又打出了一波令人惊叹的四连胜，风头一时无两。
如今，足球圈内外对津门虎的“玄学”热议不断。比如二次转会期未引进一名球员、于根伟被禁赛期间球队却强势崛起，还有谢蒂内如段誉初练六脉神剑般时灵时不灵的射术，这些都难以用理性与科学加以解释。再看上半赛季，津门虎曾多次坐镇泰达球场痛失好局，却能连番客场攻破玉昆、击败国安、战平海港，更是让人匪夷所思。
诚然，津门虎队史上像本赛季这般后程发力的胜利大逃亡并不少见，但必须承认，无论是13年前负6分起步、通杀BIG4的惊险保级，还是2015年、2018年直至收官时刻的死里逃生，外部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说得更直白些，就是“砸钱”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追加投入、疯狂买人、重奖悬赏，这些非常手段叠加在金元足球的大背景之下，刺激作用不言而喻。可如今已是后金元时代，况且天津队也资金有限，否则去年就不至于错失叶楚贵，今年也租不起刘彬彬。
有人说，正因为花不起钱，天津队才早早居安思危，下大力气狠抓精神文明建设，练就了一股打不垮的铁血气质，但这种解释同样颇为牵强。事实上，本赛季踢到现在，有一条脉络十分清晰，且在第二次四连胜之后体现得更加明显——那就是树立于根伟的绝对核心地位。
多年来，这也成为不少人批评乃至抨击于根伟的论据：身兼主教练与总经理，既负责执行又掌握管理，这种看似“高度集权”的模式，与现代企业管理规范相悖。尤其今年7月俱乐部与其续约之时，还有人以此发问：难道是于根伟自己给自己签的新合同？
然而，所谓的“高度集权”，放眼中国足坛，恰恰是最为稀缺、也最值得思考的东西。比如恒大两夺亚冠，里皮、斯科拉里作为主教练的全权负责制发挥了关键作用；再如6年前奥拉罗尤率苏宁问鼎中超，也与联赛第二阶段集团、俱乐部高层提前“跑路”、放手不管有很大关系。多年来，许多中超大俱乐部投入巨大却难有产出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多方势力盘根错节，或是管理层频繁干预执行者。而这些现象在今天的津门虎根本不存在。相反，在夏季引援资金匮乏之时，老于反其道而行之：既然没钱买人，那就把现有的钱全部分给麾下子弟兵，要的就是精诚团结、同舟共济。
如今，津门虎这套所谓“集权运营”，反而引发了不少中超兄弟俱乐部的关注。这里需要交代一个事实：2021年津门虎新创之初，俱乐部之上便设有一个足球工作小组。于根伟作为俱乐部总经理虽是成员之一，但在诸多重大事宜和重大决策上，仍需接受其他成员乃至更高层的监管与审批。换言之，于根伟并不拥有百分之百的最终拍板权。在大方向和大战略的制定上，体育系统乃至更高层领导的意见更具指向性。
于根伟拥有话事权和建议权，但天津足球圈都清楚，小到拉练、引援，大到资金调控、目标规划，老于都得听取上面的意见。包括俱乐部每年的预算融资，所谓的六家国企都是把钱凑齐后，一并注入由工作小组管理的市属账户，再由俱乐部申请调配、使用或调控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投资方只负责出资，不参与决策和管理；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大方向并审批各项事务；于根伟则作为足球专业人士，专注于俱乐部和一线队建设。
所以，“高度集权”的说法是片面的，这套机制反倒更接近“三权分立”。一位南方俱乐部老板曾向记者感慨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、提倡和学习的范本。特别是在国企、民企混合所有制俱乐部日益增多的当下，如何妥善平衡各股东关系，同时保障运营效率与足球事务的专业性，天津津门虎这套“分权+垂直化运营+专业人做专业事”的模式，足以为整个联赛所学习和借鉴。毕竟它能在制度与模式层面最大限度地规避诸多问题，而这正是天津队所强调的“团结”之根源所在。
当然，于根伟本人也很争气。从2021到2026，两次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带队完成保级，说明他的业务能力具备相当水准，也扛得住各种重压与考验。就在2024年，老于的地位也曾一度微妙——那年天津体育系统、足协高层换届，他不仅要应对上层人事变动可能带来的潜在变数，还得提防津门其他足球势力的跃跃欲试。但连续两年夺得第六名，于根伟用成绩证明：他就是当下这套制度体系最合适的执行者。
